没多少人记得的清代抗疫名医

余霖（约 1723-1795 年），字师愚，安徽桐城人。不同于坐堂问诊的名医，他更像个“追着瘟疫跑”的医者——哪里有烈性传染病爆发，哪里就有他的身影。也正因这份“接地气”行医方式，加上他主张的“大剂量石膏治疫”与当时主流治法相悖，他成了清代医界里“不合群”的存在。

面对非议，余霖从不多辩，只带着药箱扎进疫区，用一个个被救回的患者，证明“瘟疫不能按照伤寒去治”。

对此，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记载：“乾隆癸丑（1793年），春夏间京中多疫，以张景岳法治之，十死八九，以吴又可法治之，亦不甚验。有桐城一医，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星实之姬人，见者骇异，然呼吸将绝，应手辄痊。踵其法者活人无算。”

一、从瘟疫废墟里走出的“逆行者”

余霖的学医与研疫之路，始于一场惨烈的瘟疫浩劫。乾隆年间，他行医于河北、安徽一带，恰逢区域性瘟疫大爆发：患者初起即高热不退、头痛如裂，继而皮肤出现紫黑斑疹，烦躁口渴、神昏谵语，短短数日便亡命者众。

当时的医家多奉《伤寒论》为圭臬，见高热便用“麻黄汤”“桂枝汤”辛温解表，或是用“小柴胡汤”和解少阳——结果却是“温药助火”，患者服后高热更甚，斑疹密布，死亡率居高不下。

余霖亲眼目睹病人因瘟疫被误治而亡，他决心跳出“伤寒治疫”的惯性，另寻治法。他发现石膏“大寒无毒，能清胃火、透肌热”，对瘟疫高热有奇效，但当时医家因忌惮其“大寒伤胃”，用量多控制在二三钱。余霖大胆尝试加大剂量，从五钱逐步增至一两、二两，发现只要辨证准确，大剂量石膏不仅不会伤胃，反而能快速遏制热毒。

在随后十余年的“治疫行旅”中，他用“石膏为主药”的方子救下了无数被判定“不治”的患者，却也因此被同行贴上“鲁莽医”的标签。面对非议，余霖始终不辩，只在《疫疹一得》的序言里写下：“三十年来，颇堪自信，活人所不治者，笔难罄述。”

二、疫疹学说的开创者：让瘟疫治疗“告别混乱”

余霖的学术成就，集中在《疫疹一得》这部“治疫实战手册”中。不同于叶天士、吴鞠通侧重“理论框架构建”，他的著作全是“临床干货”：从瘟疫的病因、辨证要点，到方剂的加减、用药禁忌，每一条都来自他亲历的治疫现场。他的贡献，至今仍在重症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中发挥作用。

余霖根据“热毒疫疹”的病机，创制了至今仍在临床广泛应用的“清瘟败毒饮”。此方以“大剂量石膏”为君药（最多时用到六两），配伍知母、黄连、黄芩、栀子等苦寒之药清热解毒，再用赤芍、丹皮、生地凉血散瘀。

全方药性虽寒凉，却能“直扑热毒巢穴”，堪称清代的“治疫急救方”。此方的妙处在于“清热而不滞邪，凉血而不耗阴”，不仅能治瘟疫，现代临床还将其用于重症流感、病毒性脑炎、猩红热、败血症等“热毒炽盛”的病症往往能快速退热止痉。

三、不该被遗忘的“治疫先行者”

如今，当我们用“清瘟败毒饮”治疗重症感染性疾病，用“清热解毒法”应对急性高热，用大剂量石膏控制热毒时，其实都在受益于这位“冷门医家”的智慧。他留下的，不仅是一部《疫疹一得》、一首清瘟败毒饮，更是一种“不盲从权威、不畏惧非议”的中医精神。这位早已被忘记的“疫疹医者”，值得被更多人记住。

撰稿人/华劢